上海钉子户"智斗"拆迁人员 闹越凶拿得越多

上海钉子户"智斗"拆迁人员 闹越凶拿得越多(组图) 红网

　拆迁“智斗”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上海

　　在上海，一项改良的、人性化的政策，却引来了动迁户们五花八门的对策。“本来是应得的，不通过作假和昧良心就拿不到。”结婚、离婚、再结婚，“会是一场持久战”　

　　本专题摄影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你看用这根行不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新村街道乳山一村，老邢把拴螃蟹的细蝇解下伸开，做了一个上吊自杀的姿势。 一起吃蟹的“钉子户”们大笑起来——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用既安全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动迁组。

　　上海人通常把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称作“动迁组”，老邢与“动迁组”打过多次交道。20年前，他正是动迁到现在的这个小区的。去年，他父亲在浦西的房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动迁，老邢未获补偿。他因此拎了一桶汽油找到动迁组，结果立竿见影，拿到了一份补偿款。

　　不过比起这次，上次的举动实在算不了什么。早在去年3月份，他与妻子便离了婚，然后又各自结了婚，各自多了一个孩子，他们惟一的女儿同样适时结婚，并从医院开出了怀孕证明。这样，按照此次拆迁政策，一家人将可以算作9个应安置人口，靠开面馆为生的老邢，将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拆迁的生活万象就在环球金融中心的注视下上演



伦理与权益不能两全，坚持和“智斗”是乳山一村“钉子户”们的理性选择


　　一年多来，在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引导下，乳山一村的“钉子户”们目睹和参与了一幕幕荒诞剧的上演。

　“老法师”婚变

　　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

　　20年前老邢刚刚搬来时，乳山一村周边还是一片荒野，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小卖部。如今随着浦东的开发，这个被人们习惯称为陆家嘴的地方，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离东方明珠电视塔只有一站路，距十万元一平方米的汤臣一品豪宅步行不过半小时，与号称全球第一高楼的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过一公里之遥。周围一座座高楼崛起，让居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块地要值钱了。

　　于去年6月24日启动的乳山一村动迁，按照实施单位《告居民书》的说法，动迁的目的是修建地铁站和公交枢纽站，属于市政拆迁而非商业拆迁。这意味着居民们应该无异议搬迁，为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然而，随着动迁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乳山一村居民开始怀疑这块地的真实用途，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此次拆迁用地其实只是借用了市政建设的“名义”，更多地是用作商业开发。

　　一些“觉悟”的居民开始以动迁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抗争。他们成了“钉子户”，拒绝与动迁组签补偿协议。

　　动迁组采取传统的办法，仍将大部分居民在拆迁第一阶段“攻下”。他们对最早同意搬迁的居民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由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分头劝说；每搬一户后即将其房屋拆除，以对剩余住户产生心理威慑。

　　这些办法大都有效。不过，对于一些像老邢这样的特殊户主，则要另当别论。这位曾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上海话，指富有经验人士）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他和不少“钉子户”一样，发现动迁就像讨压岁钱，闹得越凶拿得越多。

　　截至目前，乳山一村已有1800户人家搬迁而去，还剩下一百五十余户仍在坚守。

　　老邢做足了一些“钉子户”们普遍会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专心等待动迁组上门。

　　老邢惟一的遗憾是，没能为自己的面馆提前办好执照，否则房子就能以现在价格的3倍得到补偿。

　　对于老邢这样的“硬骨头”，动迁组似乎也不急于接触。双方如高手过招，均意在后发制人。

　　老邢离婚，效仿的是一位浦西的亲戚，后者去年经历了一次因世博会而导致的动迁，曾享受到了“引进人口”的好处。

　　在那次动迁中，一位曾经被劳教过的居民，正是因为假结婚问题引发的纠纷，捅死了动迁公司的经理。

　　这一切的根由，来自于去年实施的一项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去年8月，上海市政府发布61号文（《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文件的核心是，将“应安置人口”作为动迁安置补偿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像以前通行的那样参照户口。


　　不只是乳山一村

　　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根据乳山一村此次动迁的“补偿安置政策口径”，补偿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按面积，根据住户的实有面积和评估单价计算补偿金额。还有一套更简单的方案，制定出15万元/人的应安置人口价格，与“应安置人口”数相乘即是补偿款基本额度。两个方案中哪一个对住房户合算，便采取哪一种。在上海，这一政策被俗称为“数砖头不数人头，数人头不数砖头”。

　　15万元/人的价格如何制定出来，是否体现出所在地段的价值，均受到乳山一村居民的强烈质疑。

　　更多的争议是关于“应安置人口”的。除了有户口的居民可视为当然的“应安置人口”外，政策口径中还规定了几种“特殊情形”：应安置人口的未成年子女，应安置人口的配偶，均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算做应安置人口，此外，如果怀孕6个月以上，凭相关证明可照顾1人。

　　于是，有精明的被拆迁户开始围绕“特殊情形”大做文章。而动迁组和“黄牛”，也不可避免掺和进来。

　　老许在今年国庆期间离婚，和老邢一样，他与妻子仍住在一起。他现在急于找到一个能被动迁组认可的新妻子，最好带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以便引进两个“人口”，为自己争得30万元的补偿款。用这笔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安置房。

　　老许年轻时曾到新疆插队，吃了不少苦，把此次动迁看作是自己这辈子翻身的惟一机会。

　　7月份搬走的阿强已经尝到新政策的甜头。由于家境不济，阿强打光棍一直打到五十多岁，动迁期间，他找到并娶了一个外来妹，对方带来一个孩子，他们因此得到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此外还有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金。阿强用这笔钱装修了房子，还辟出其中一间开了一家麻将馆。他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乳山一村的不少居民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婚姻变故，这些变故的程序往往大同小异：离婚、结婚、再离婚、与前妻复婚。每当一户居民去办离婚结婚手续时，浦东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事实上，出现这种现象的也并不仅仅是乳山一村。在浦东新区很多动迁基地上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活剧。

　　在浦东新区一次区长网上办公会上，有网民向区长张学兵发问：如何看待浦东多个村庄因为动迁上演“离婚大战”的问题？张回答说，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立专人,进行教育引导,尽量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浦东新区专门开展了“婚姻危机干涉行动”，每逢周二，有一支专门队伍在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者进行教育引导。



乳山一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



寸土寸金之地



　　“黄牛”当道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

　　为了这次动迁，老邢一家领了3张结婚证；离婚14年的冯先生则与妻子成功复婚；与女朋友同居数年却未领证的老黄则在犹豫：究竟是与女友结婚，还是到农村找一个有孩子的外来妹，待房子到手后再离掉？

　　作为“钉子户”，他们均打算靠自已的“能力”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已经走掉的一些居民们则得通过“黄牛”才行。

　　当动迁成为一项产业的时候，“黄牛”就成为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很难对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他们充当的是被动迁居民与动迁组之间的中介。他们不是动迁组成员，却对动迁政策特别是政策中的漏洞了如指掌；他们的身份显然不合法，但对被拆迁户做出的承诺——通常要高于政策标准——却往往能够兑现。

　　在乳山一村动迁中，“黄牛”的职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可以帮居民跟动迁组谈判，还可以帮他们“引进户口”。不少有结婚离婚想法的居民接到“黄牛”暗示，他们可以提供包括离婚、结婚、再离婚、开怀孕证明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当事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到民政部门去几趟而已。

　　有居民称，在一段时期，甚至不必到民政局领证，直接通过“黄牛”办个假证即可。但随着政策的收紧，假证行不通了。

　　多位居民称，在“黄牛”的帮助下，崂山西路501弄23号一户人家，凭4个户口引了6个人进来，共拿到186万元的补偿款。乳山一村11号三层一户人家，凭一个户口竟引进了10个人进来，计算下来补偿款可高达200万。

　　乳山一村61号居民苏永发双腿残疾，妻子姜剑萍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他们有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儿子。由于只有三个户口，按此标准无法拿到他们所期望的两套房子。动迁组多次提醒他们，儿子这么大了，要“动动脑筋”。“黄牛”则干脆劝姜剑萍利用这个机会与丈夫离掉，不仅可以拿到一笔钱，还可以甩掉一个包袱。

　　每一种力量，无论是来自动迁组、“黄牛”还是来自金钱，都在劝说这个平凡女人放弃她以往信奉的生活伦理。但是，姜剑萍坚决回绝了。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姜剑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的动迁居民也当起了“黄牛”。除了靠做“黄牛”本身发财，他们在动迁中也往往能获得较大收益。一个外号叫“小黑皮”的居民，原本吃低保，动迁之后，不仅拿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辆新车。

　　至少在一点上，“黄牛”的工作目标与动迁组完全一致：让居民们尽快搬走。


　　动迁组也是人

　　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乳山一村餐厅老板老葛是第一次经历动迁，经过最初的焦虑之后，这位精明的餐厅老板很快平静下来。

　　或许以前广交朋友的习惯起了作用，在一位中间人的引见下，动迁组原来的一个副组长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有困难可以帮忙。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老葛在乳山一村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商用房，一套为住房。前者的房主是他本人，后者则是妻子。

　　副组长通过中间人向老葛委婉表示，待拿到补偿之后，最好向对方“表示”一下。于是老葛知道，动迁政策原来像“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而拆迁中所谓“公开、公正、公平”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他还发现，动迁组其实也是一些普通人，而不是想象中的妖魔鬼怪。他们多是动迁公司临时组织而来，之前各有各的工作，经过培训后上岗。他一度不明白，动迁组为什么不辞劳苦甚至冒着挨骂被打的风险做这项工作。后来才知道，每“攻”下一户，就可以得到1800元的奖金。

　　在与动迁组成员的交流中，老葛注意到，对方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心理价位”。在动迁组看来，比起各种烦琐的计算公式来，摸清对手们的心理无疑更为重要。

　　老葛在租房卡的附页上无意中发现了妻姐女儿的名字，这让他激动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还意味着“房子”和“票子”。

　　按照动迁政策，租房卡上写的合住人可以申办户口——有一定难度——经过一番运作之后，一个户口有可能变成三个安置名额。

　　老葛曾疑惑，为什么有的人家一二两个户口可以变成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安置名额。但在经过认真“学习”相关政策之后，渐渐也就明白。道理很简单，可以通过连环套式的离婚、结婚以及生孩子来实现。



乳山一村90%以上的村民已经迁走　　

　　陶妍之死

　　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

　在乳山一村离婚、结婚潮涌动之际，在这里经营着餐厅生意的顾老板经常提醒自己要谨慎。这位被认为是乳山一村首富的生意人，本也可以靠离婚、结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过，与那些原本一穷二白的低保户们不同，他这样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正如顾老板所说的，离婚容易，找一个人结婚也不难，但能否轻易再离呢？如果无法顺利离婚，他将可能损失一半的财产。 实际上，乳山一村采用此种做法的人都将面临类似风险。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居民通过“黄牛”与人假结婚，事成之后迅速离婚。付给对方几万元作为补偿。但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因为按相关规定，办理拆迁安置房的房产证，需要签约各方均在场。而该居民那位曾经的妻子却在拿钱后一走了之，从此杳无音讯。


　　居民们说，有的夫妻在假离婚之后，由于各自结婚，导致假戏真做，几十年的夫妻从此分道扬镳。还有被引进来的“妻子”，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原来不止几万元之后，临时又提高了价码，否则便拒绝离婚。

　　凡此种种麻烦，通常被居民们称作假离婚或假结婚的“后遗症”。不过，为了更大的利益，大多居民认为可以忍受，要留心的只是尽量选择可靠的引进对象。

　　直到得知那起震动乳山一村的悲剧，人们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

　　1月31日，原乳山一村居民陶妍，入住新的安置房尚不足3个月，自杀身亡了。

　　27岁的陶妍属于乳山一村第一批走掉的拆迁户之一。在经办人员的提示和“帮助”下，她与男友陈某仓促结婚，尽管当时两人感情已经出现隔阂。他们各自的家人亦支持他们的决定。

　　通过结婚以及陶妍腹中胎儿的医院证明，陶家多增加了两个人口，成功拿到了两套房子。陶母称，为此他们付给经办人6万元佣金。

　　巧合的是，男方家中此时也恰逢面临拆迁，这样，通过结婚，陶妍亦算作男方家的一个安置名额。两人此时结婚，原本可以一举两得。

　　然而，悲剧很快上演。

　　第一起发生在陈家。据说同样因为拆迁，陈某的父母也选择了离婚，由于之后出现的某种变故，陈父于10月11日自杀身亡。陈某受此刺激，突然提出与陶妍离婚，陶再三挽回无果，深感无颜见人，于是留给父母3封遗书，服药身亡。此时，陶陈二人甚至未来得及操办婚礼。

　　考虑到此事可能引发的麻烦，失去女儿的父母一直不愿声张，每当有邻居问及，他们通常都说女儿出国去了。直到现在，事情发生将近一年，新安置的小区中知晓此事的人仍然不多。

　　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因陶妍之死，陶家与男方彻底决裂。按照补偿协议，陶家以陶妍名义分得的一套房子有男方的一半。陶妍死后，他又可以丈夫名义再分得一半。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陈某并不想放弃这套房子，陶妍父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对方如真来索要，他们将以死相拼。如今，这对夫妇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面对独生女儿的遗像以泪洗面。

　　一些原本准备引进人口的居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钉子户”之一的王黎明有了女友，他从动迁组口中得到暗示，要得到自己理想的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他拒绝这样做。

　　可是，悲剧并没有警醒太多的人。据沪上媒体报道，今年1—5月，浦东新区有2100多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比去年同期上升10%。之后几个月更是屡创离婚率新高。 “内行人明白，‘10%’是个较高的数字。”浦东新区婚登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会是一场持久战”

　　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

　　今年10月，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双规。这位涉嫌受贿24套住房而被媒体冠名“炒房区长”的官员，曾任职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后者正是乳山一村所在地块的拆迁人之一。

　　康慧军出事的当月，乳山一村没有一户居民与动迁组签订协议。

　　一年多来，居民们也目睹了动迁组由强到弱的变化。

　　居民们注意到，近来，街道、居委会等原本协助做动迁组的人员已不再出面。“钉子户”们的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不是因为这类事件，或许他们早就被赶走，而此处也已经夷为平地了。如今，“裁决书”仍不断到来，要求他们尽快搬离，但“钉子户”们相信，在物权法生效之后动迁组已不大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强迁。

　　对于折迁人和动迁组而言，最让人沮丧的莫过于一份内部资料落到了“钉子户”们的手中。这份由陆家嘴集团于去年3月份打给浦东新区政府的报告称，早在2001年9月，其旗下的股份公司就以毛地批租的方式购下了乳山一村所在的SN1地块。按9号线车站动迁范围，SN1地块尚剩余1/3的土地不能同时完成动迁工作，将不利于地块的整体开发，为此恳请政府同意尽早以公交枢纽站的名义申办动迁许可证。

　　有了这个“内幕消息”，钉子户们更是坚定了继续呆下去的决心。

　　最近，居民们惊讶地看到，一户已经搬走空出的门面房，竟然被动迁组重新起用开起了店。拆楼后留下的一处空地，则被改造成了一个收费停车场。经居民多次电话投诉，停车场被取缔了，然后又搬至另一处地方。

　　老葛判断，这些明摆着要被居民抓把柄的做法，或许是动迁组的无奈之举，他们总得有些收入来弥补各种开支。

　　老邢则据此判断，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他打算坚守到最后。对于自己努力引进的“人口”能否得到动迁组认可，老邢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与妻子离婚、结婚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且在动迁启动之前完成，不像有的居民到了动迁开始时才临时抱佛脚，甚至制作假的结婚证。

　　在多数“钉子户”们看来，如果不是顾及已经搬走的居民，15万元/人的安置“口径”也可能提高。他们相信，即便是现在才搬迁，仍照样可享受到提前搬迁的政策奖励，甚至可以附带“大病”、“残疾”等特殊补贴，而前期走的人，即便是真的生病或残疾，有的也无法享受得到。

　　离婚后，尽管老邢夫妇仍住在一起，但邻居们明显感觉到，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他们发现，醉酒之后，老邢甚至会当面比较原配妻子与自己新找的对象。

深圳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 价格加速下滑

深圳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 价格加速下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4日 00:01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徐广蓉 深圳报道

　　深圳房价加速下滑

　　房地产市场最早出现“冬天”不是北方，而是南方深圳。虽然依然阳光明媚，但是对于大批拥有多套住房的投资者，以及那些被称为“比米铺还多”的中介来说，严冬已经过早地到来。

　　如今的深圳，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成交量大幅萎缩，价格加速下滑，且暂未表现反转的征兆。

　　量价均大幅下挫

　　涨得凶，跌得也深。上半年，深圳房价涨势疯狂，下半年，则是无可遏制地逐波下行。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管理局11月21日公布的《2007年1～10月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虽然新建商品房与去年同期相比房价仍在上涨，但与9月环比却下降了10.35%。1至10月，深圳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515.47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6.57%。其中，9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1万平方米，而10月环比更是直降近50%，仅为15.36万平方米，创下全年最低。

　　进入11月，深圳楼市依旧供应清淡。10月28日到11月4日这一周，只有一个新盘推出；11月5日到11月11日这一周，则有4个新盘推出；11月12日至11月18日一周，仅有2个项目入市，总套数也很少。

　　在观望情绪下，不少新开楼盘选择低价入市。11月10日，位于龙岗中心城的招商依山郡2期第2批房源，以均价8500元/平米开盘，定价低于周边区域前期新盘2000元/平方米。而万科、中海、招商最近一个月开盘的楼盘，价格均低于1万元/平方米。而位于龙岗中心城的某楼盘甚至打出了“买四居送10万”的促销广告。

　　虽然10月份深圳二手房交易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7%，但8月、9月、10月环比逐月递减，分别比上月下降26.39%、43.04%、36.78%。二手房价格环比9月，降幅达47.09%。导致二手楼价格出现急剧下滑的原因在于，部分投资者终于无法支撑沉重的财务成本的支出，正加速出货套现。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锋认为，近期深圳房价持续上涨，使得收入较低家庭的购房支出能力逐渐下降，抑制了部分自住需求；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落实和深化，也在一定程度抑制了投资和投机需求。这是深圳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不断加剧，各月新房成交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

　　繁华过后，泥沙俱下

　　成交量的急剧下降，中介的日子也越来越艰苦。

　　深圳拥有超过1300家三级房地产中介门店，一些扩张过度、资金管理混乱的企业，便出现了资金断裂。规模曾经位居深圳房地产中介前十名的深圳中天置业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飞11月13日席卷数千万元潜逃一幕，即是深圳楼市的黑色写真。

　　而另一端，深圳楼市的投机投资者资金链嘎嘎欲裂。

　　“今年1-6月最火爆的时候，深圳绝大部分的购房者都是投资客，”泛城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伟认为，自住的需求早已被暴涨的价格抛离了市场。

　　“价格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满堂红福田区域总监卞超说，“买方市场令卖方很尴尬。”

　　他介绍，作为中心区域的福田，房价降幅也已达到8%-10%，而在炒房者集中的关外宝安区域，下跌的幅度则达到了20%，“但是，仍然应者寥寥”，他说。

　　降价曲线仍在继续下挫。

　　曾经被投资者给予厚望的“刚性需求”，似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刚性需求就是指那些自主的用家，但现在有自住需求的购买第一套房的客户，资金实力实际上是不充沛的，受银行的紧缩政策影响，按揭贷款非常困难，他们已经买不起楼，所以这种客户非常少。”卞超解释，“现在的市场需求，主要是换房的人，他们资金实力还比较强。”但是，这种需求显然不足以支撑现在那些想要出货的卖家，“价格将进一步下调，”卞超表示不乐观。

　　在卖不掉的情况下，投资者们想办法减少损失，对房屋进行简单装修后短租。但是，深圳的房价高昂，前期贷款成数也高，而租金增长有限，月供远远高于租金。根据测算，一套在关外10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租金外，业主要补贴2500元/月的持有成本。

　　于是，持有六七十套的大型投资客便处于极为尴尬的处境，恰如股市大跌，割肉是不愿意的，坚持，却不知何时是底。

　　银行像枯井

　　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似乎“凝固”了。

　　“银行政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袁国伟认为。为遏制房价凶猛上涨的势头，自今年7月起，深圳市全面加强对楼市的宏观调控，各大商业银行不断紧缩房地产信贷，多家银行甚至停止发放二手房按揭，成为产深圳房地产市场逐波下行的主要推动力。不过，袁国伟表示，明年银行会新增头寸，释放一些流动性，缓和楼市的枯竭状态。

　　但是，银行的消息并不那么乐观。

　　据深圳市某商业银行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该商业银行几乎停止了向个人以及企业发放贷款，而且明年整体的资金供给量同比增幅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房地产企业新发贷款已经停止，循环贷款的额度也即将枯竭，万科、金地等优质客户的贷款也遇到不同程度的的压缩，不过中国银行(6.70,0.09,1.36%,进入该吧)上个月仍然为万科发出一笔贷款。

　　更有银行界人士表示，明年央行对各地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的控制有可能更加严格，以往每年确定一次全年的贷款头寸，可能会改为每月确定、逐月压缩的政策。

　　在银行贷款紧缩，外资难以进入，地下钱庄被阻击的压力下，深圳房地产正在进入“枯水期”。

　　并不是所有人都哭泣。

　　在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一些大型的品牌中介企业已经准备好了在这次危机中“抄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介高管表示，“我们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资金，在等待最好的时机，收购市场上经营不下去的店铺。”

　　他认为，楼市调整今年不会结束，最好的议价时间还未到。“可能在年底吧。”

　　而一些并购已经悄悄进行了，据悉已经有一家中介将住宅部卖给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公司。

　　洗牌正在进行。

专家谈重庆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滞后

专家谈重庆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滞后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8日04:38 新京报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中方专家组长



王小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前述课题组成员


　　- 访谈动机

　　近日，刚刚被确定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办合作社和公司。与此同时，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清理整顿“小产权房”事件。两种现象都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无疑，探索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是各方共识。这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怎样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本报就此展开访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严重滞后

　　背景：本月初，重庆市工商局发布通知，允许农民以土地直接入股创立合作社或办公司。该市还鼓励农民自愿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社保。与此几乎同时，在北京发生了广受关注的郊区小产权房事件，已成气候的小产权房禁而不止。

　　新京报：一个是地方政府主动实施“土地新政”，一个是郊区农民和城市开发商的自发交易导致小产权房乱象，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关联或相似动力？

　　刘守英：两种看似性质很不同的现象，反映了同一个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征地制度，国家取得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推向市场，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两地的事实说明，后一种路径的现实要求已很迫切。

　　王小映：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状况是城市改城市，农村改农村。前者以企业用地为中心，已有较完备市场体系；后者则主要是确立农民对农用地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滞后。这样出现了城乡割裂，在利益诱导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各种形式隐形流转。

　　新京报：小产权房一个关键情节在于，城市开发商直接与农村集体或农民进行交易，农地避开了国家征用环节转为城市建设用地。重庆的新政，虽然提出土地用途不变，其实质是否也是农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供开发？

　　王小映：随着人口迁徙和劳动力转移，农村建设用地有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城市建设用地控制趋严，成本高。一些企业和居民把目光投向集体建设用地，两者合拍之下出现了诸多乱象。过去一些地方的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合法规避国家征地，在农地转用审批后或者干脆不经过审批，将一部分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后直接供应市场。这种制度安排保证农民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但是，也对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带来了一些冲击。

　　新京报：成渝的土地新政有没有越出现行的法律框架？

　　刘守英：在广东等沿海地带，农地通过出租或转让进入市场的先例已经存在。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和获取收益，是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繁荣的秘密。相比之下，重庆的改革处在一个土地管理制度更严格、用地矛盾更突出的背景下。所谓土地入股新政，还没有越出现行的法律框架，《土地承包法》第42条有允许农民入股的规定。土地换社保也没有触及建设用地的核心问题。需要有更实质的制度创新。

　　王小映：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可以土地入股；为扶持乡镇企业，《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可以联营、入股举办企业。现实中，一些地方利用这些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集中集体土地，统一划定农业区、工业园区和商品房开发区，在取得农地转用审批后或在直接违法转用后，将部分土地以出租、转让等方式供应给市场。

　　土地入股只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

　　背景：《土地承包法》确认了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又为其加上了限制。如何在维护农民对土地的自主权益的同时，又防范农民失地？在转让、出租、抵押或入股的多种流转形式之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实践。

　　新京报：允许农地直接进入市场，一个前提是农民对于承包地除生产经营权之外，还拥有更完备、稳定的权利。而现在这种权利还受到各种限制。

　　刘守英：用地制度改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如何实现价值，这包括资产处置、转让和收益分配。《土地承包法》确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权利，但更多是在集体单元内部。重庆采用“土地入股”提法即是受制于这一现状。如果农民拥有更完备的流转权利，他们就会有更多方式的选择，比如出租。

　　王小映：在农民对土地的物权中，现行土地承包法中有一个关键不足，就是承包期30年的限制。为什么不是更长，或者永远呢？这个期限还赶不上开发商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年限。30年的承包期限，给土地流转带来很大不确定因素。重庆土地入股也规定是在剩余的承包期内，那承包期过了又如何？

　　新京报：在充分实现农民物权的前提下，农地进入市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更合理的，既能让农民分享增值又能避免失地风险？后一个问题受到普遍关心。

　　王小映：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如出租、入股、转让或抵押，入股跟出让比，避免了一次性收益或失地的问题，可能获得长期的稳定收益；跟土地出租比，企业的用地契约更为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入股对企业来说，用地的稳定性比不上出让，对农民来说收益的稳定性却比不上出租，一旦企业效益不好或者破产，农民能否分红和能否拿回土地都是问题，因为土地的物权已经变为对企业的债权。

　　刘守英：农民入股经营企业，虽然可能有稳定收益，但也有多种风险，除企业本身的风险外，农民不清楚企业财务状况，难以维护股东权益。单纯就入股和出租的比较说，农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出租土地。

　　新京报：从入股到出租，是否仍会有走到对外来者出让使用权的趋势？农地入股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性尝试？

　　王小映：从广东等地的经验看，出租给企业的土地已经走到了转让的地步，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进入市场。重庆的土地承包权入股和股份合作制，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在大城市近郊区尝试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可能还要面临第二次改革。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相当大

　　背景：限制农地转用一个最主要的考虑是耕地保护。为此，重庆土地新政有不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集约经营的承诺。但是经验证明，集约农业的收益并非一如预期。

　　新京报：重庆此次的土地新政中，设定的方向之一是发展集约农业。在我国目前农业规模小，生产力面临瓶颈的背景下，通过土地流转使农地集中，扩大生产规模，是否是提高农业效益的有效方式？

　　王小映：小规模的适度经营，相比于大规模农业并非就没有效益。农业生产受制于收益边际效应，比如不可能对一片土地施用无限量的化肥和使用无限量的拖拉机。集约农业的效益主要来自劳动力节约，只有在劳动力发生大量转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一般农区，没有农地转用发展二三产业的支持，单纯依靠集约农业，土地股份合作制很难自行维持。

　　新京报：那么用地制度的改革是否会冲击耕地保护？

　　刘守英：内地一些面临本轮工业化的地区多是粮食主产区，怎样以土地支持工业化又保证粮食安全，我们的主张是对一些重要块状工业带地区，建设用地指标适度放宽，给地方政府一定的依法行政的空间。实际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是相当大的，土地整理的空间也很大，给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大空间。

　　王小映：这些存量用地既有乡镇企业以前获批的土地，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公用设施用地，也有合村撤乡并镇过程中出现的闲置土地，还有村庄总人口减少留下的宅基地。用好这些土地，一要通过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使其流转起来；二要靠整理，从已有的经验看，通过土地整理可以拿出相当比例的建设用地推向市场。改革可以首先着眼于解决这些存量的问题，然后应对增量的要求。

　　政府应退出赢利性用地的征用

　　背景：有论者认为，要打破目前的用地困局，必须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同地同权同价。而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至关重要。

　　新京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你认为眼下应从什么方面入手？

　　刘守英：眼下应该着手解决两件事情：一是允许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眼下工业用地是由政府征用之后协议出让给企业，政府并无利益反而付出征地成本。企业低价获取土地后，可能浪费土地甚至囤积土地。因此对于工业用地可不再采取征用，而让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使农民通过土地租金等方式获取收益。这个占到土地市场的30%以上。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农民宅基地商品化，对于小产权房与其一棍子打死，不如研究政策使其与城市房地产市场接轨，可以设想存在两个价格有落差但产权也有区别的市场，比如小产权房可自住不可出卖，让市民自由选择。

　　新京报：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它的构成形态如何？能实现城乡自由交易吗？

　　王小映：应该由政府提供一个有形的交易市场，实现税制统一、交易费用统一，建立完备的产权登记制度和提供其他保证交易安全的服务。这个市场可以实现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建设用地和房地产交易，但要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

　　刘守英：一套完备的土地财产税制度以及各种配套改革，是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前提，现在只能逐步扩大农地市场化的范围。最终来讲，要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场交易，同地同权同价，农民通过土地增值参与城市化获取收益，政府通过土地财产税制获取增值用于公共利益。

　　新京报：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它通过什么行为来维护用地秩序？

　　刘守英：政府征用的范围必须大为缩小，保留公益性建设用地通过征用来取得，赢利性用地则退出征用。同时,政府必须通过规划管制和用途管制规范土地市场。

闲置与稀缺并存

闲置与稀缺并存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0日12:21 湖南在线
　　如何既不占太多耕地，又能保障工业化进程中的用地需求？这是一道摆在温州执政者面前的现实难题。“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王建满看得很清楚，他开出一个名为“腾笼换鸟”的药方。

　　王建满上任半年后，温州市统计局专门成立课题组，调查了242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的用地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工业园区作为产业积聚的主要基地，不仅土地利用率和产出低下，而且土地浪费严重。温州全市到2004年底共建成10个工业园区，但至今园区内仍有43%的土地没有开发。工业园区内累计开发土地面积共计39.7平方公里，其中已建成投产面积只有22.8平方公里。有些中小企业一家就圈占几十亩乃至上百亩，珍贵的土地被闲置和浪费了。

　　“土地资源供给不足和土地使用集约程度低的问题并存，工业园区低水平发展问题仍较为突出。”温州市统计局的一名官员表示。

　　数字显示，温州全市园区的工业集中度只有18%，每亩产值只有147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深圳、上海等地的高科技园区，每亩土地的产值已经超过6.67亿元。此外，温州的工业园区厂房绝大多数是一层，二层很少，三四层基本没有。这些厂房占用土地面积超过3万亩，但建筑面积不足1.5万亩。

　　这就不难理解，温州执政者会开出“腾笼换鸟”药方，其核心就是追求土地的亩产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我们的构思是把产值低的企业迁走，让高产出、高附加值的企业搬进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温州市委宣传部一名官员解释说。

　　不过，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产业升级之路，非行政干预所能达成。正如这名宣传干部向记者所介绍的，几年前，政府给一些大企业批了很多地，结果这些企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壮大规模，但大量土地已被企业控制在手里，政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到达温州第一天，记者拜访了一名“富二代”——民企接班人，他父亲经营着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企业，27岁的他直言不讳：“我们家除了厂区的200亩土地，还有储备用地(具体数量则不愿意透露)，否则现在在市区根本拿不到这些工业用地。”他还告诉记者，不久前他的一个朋友把手里的200亩储备地转让出去赚了1200多万元，“有些人千方百计拿到土地后，不盖工厂，土地紧缺，只要放着就赚钱。”

　　目前，温州一共拥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全市工业总产值95.5%、80%的税收是中小企业创造的。眼下，不少中小企业都处在扩大厂房扩大生产规模的历史阶段，结果遭遇了土地瓶颈。

　　为此，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专程前往日本考察，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日本，周德文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工厂，“日本人向空中发展，像盖高层写字楼一样盖工厂，一栋楼十几层，一个企业租一层”。从日本回来后，周德文建议温州市向日本学习，由政府建设标准厂房，或租或售。

　　温州市政府采纳了周德文的建议。去年6月，正式下文推行标准厂房建设，计划5年内建成10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在温州龙湾滨海园区，记者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标准厂房。据悉，今年11月以前已经建成2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政府已经规定，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原则上只供房，不供地。”周德文介绍说，以圈地发展的模式在温州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然而，标准厂房的建设步伐远远跟不上温州企业求土地谋发展的速度，企业外迁已经成为进行时。10月，周德文带领温州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上海松江区，令温州企业家们振奋的是：“松江区当场批1000亩土地给一个温州老板，这在温州简直是天方夜谭。”周德文介绍说，温州企业外迁每年2000家以上，保守估计投资额在200亿元以上。

　　“庙小装不了大菩萨。”一名温州籍民企老板对记者说，“造成温州民资和民企外流的最初动因真的是供地太少。”当然，土地稀缺背后意味着土地成本居高不下，周德文甚至认为，温州的工业用地成本已经不适应中小企业发展，制造业外迁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土地指标交易所

　　“腾笼换鸟”，建设标准厂房，围海造地……为了解决建设用地供求矛盾，温州人做了种种探索和努力。关于围海造地，记者在温州听到一种议论：如果浙江省不批建设用地指标，造出来的11万多亩新增建设用地还不是闲置？

　　环视整个浙江，处处呈现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的局面。数字显示，预测浙江省到2010年各项建设用地需求量为14.95万公顷，需要新占用耕地9.49万公顷，而同期国家下达给浙江省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为6.67万公顷，供需缺口达到2.83万公顷。在这种情况下，供地不足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瓶颈。

　　温州如何突围？这是此次造访温州，记者常常发问的一个核心问题。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大胆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构想：设立一个“农地转用指标交易所”，在中央控制土地利用总量包括农地转用总量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各省市的农用地转非农用地指标是按照户籍人口和土地面积来核算的，结果“越穷越大人口越多的省份指标用不完，而发达省份可能不够用，正好相互调剂”。

　　根据这位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构想，如果农地转用指标可以交易，则温州可以跟其他省市购买指标，然后温州占用耕地搞工业，卖出指标的地区农地转用减少，在全国范围内依然可以实现年度耕地保护总量平衡。

　　在陈林看来，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因为有产业集群优势，在温州一亩耕地改搞工业，可能抵得上内地某些地方100亩搞工业，而且卖指标的地区拿到温州的钱“可以补贴农业也可以搞工业，或者干脆补发教师工资”，美好前景是：内地大批农民可以迁往温州等发达城市转化为产业工人，由此内地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规模化。

　　问题是，温州的农民答应吗？因为这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温州农民被驱离土地，被迫成为“失地农民”或者被迫成为“产业工人”，这种人为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会否是建立在牺牲一两代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或许，温州人应该回到现有建设用地的框架内，深耕每一亩土地，让每一亩土地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和财富，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来源：南风窗）

浙江温州耕地锐减 建设用地仅存50余万亩

浙江温州耕地锐减 建设用地仅存50余万亩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0日12:21 湖南在线
　　疯长的工厂，瘦身的耕地

　　本刊特约记者 傅学里 发自温州

　　今年，温州下辖县级市瑞安市传来的一条消息震惊了浙江省高层：4月4日凌晨1点，瑞安市一位副市长带着几十台拉着沙石的工程车以及推土机来到陶山镇霞林村，突击填埋掉100亩水田，并用催泪弹驱赶试图阻止的村民。

　　“中央把土地管紧，地方官员就急得跳起来了。” 不久前，一位浙江经济学家受邀到瑞安给机关干部讲学，闻知这起事件后愤慨不已，“太出格了。”他告诉记者，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之下，包括瑞安在内的温州地区，建设用地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工业用地供地不足，严重挑战了“土地+资金=GDP”的传统发展模式。

　　数字显示，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排在浙江省最后几名，2003年倒数第一名，去年是倒数第二名。征地难和供地不足已经让温州执政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如是记述：“我市的供地率在全省比较低，全市有近10万亩土地已征而未能供地。”

　　饥渴之下，200多人的霞林村总共100多亩耕地中被两家企业征去100亩水田，而当村民阻拦企业破坏耕地，副市长毅然亲自出马，试图打破“征而未能供地”的尴尬局面。只是事与愿违，此事被媒体曝光后，两家企业被迫停止施工。后来，村民们状告村委会“非法转让土地”被迫撤诉，他们便在覆上一层沙石的耕地边搭起简易房，日夜守卫——意在阻止企业进场施工。

　　撇开霞林村村委会是否“违法转让土地”这一纠纷不说，副市长亲自带人填埋耕地这一具体行动可以称之为“2007年之怪现象”，背后展现的深层矛盾不能不令人忧思。

　　不断缩减的耕地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在温州采访，记者不断从官员、企业家以及当地同行那里听到这个“著名论断”。工业用地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2002年瑞安一个县级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相当于15个霞林村的征地量)，而工业用地需求却达到1万多亩，市郊的地价高达每亩25万元，远远超过当时上海郊区及苏南地区的地价。

　　如今，温州城区的工业用地拍卖价高达200~250万元一亩，而且是“定向供应”。

　　眼下，温州市政府推行“企业大型化、产业重型化、资金外向化”新政，促使土地资源迅速向大企业集聚。譬如，“全国‘十大锁王’中的温州六巨头强强联合组建集团公司，温州市政府一下子批地200亩，其他企业都羡慕死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

　　被政府青睐的大企业还有，温州本土企业精良集团获得70亩优惠价格土地，温州籍商人邵联勤的服装企业上海斯尔丽获50亩优惠价格土地，“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在温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周德文号称“温州最忙的人”，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小企业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找政府批地，但是“能帮忙拿到地的微乎其微”。

　　企业主们抱怨发展无空间，而“土地瓶颈”则是温州执政者的口头禅。

　　最近几年，温州每年的建设用地规模在1.7万亩左右，依此规模，21世纪的头10年需占用耕地面积在22万亩至27万亩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00年时温州全市耕地面积不过253.2万亩，10年间将近1/10的耕地被占用。此前，从1978年到1995年，耕地净减40.96万亩，年均减少2.41万亩。

　　整个1990年代的10年，温州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市中心鹿城区和龙湾区的耕地保护率仅为40.1%和52.9%，东南丘陵市郊牧野田园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笔都”、“中国印刷城”、“中国鞋都”等工业厂房。

　　“经济猛兽”困在土地的笼子里

　　消逝的耕地背后是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一个城市化大跃进的样本。

　　1984年4月，时任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到一个名叫龙港的地方当首任镇委书记，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港湾和5个冷落的小渔村。这个镇委书记好胆子，他发动农民造城——谁愿意出3万元人民币，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就可以有一个龙港镇户口。结果，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落户，“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掀起农村工业化的浪潮。

　　10年后，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龙港镇考察，龙港镇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在费孝通的笔下，我们得知，建镇之初的龙港镇“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人均收入307元，但到1994年全镇面积已经从7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

　　“现在每年创造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值的龙港人，要把‘第一农民城’变为‘农民第一城’，这个词序的改变，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当年费老判断说。如今，龙港镇已经发展成一个23万人口、年产值近100亿的现代化城镇。

　　可以说，龙港浓缩了“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起步于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的温州正是通过发展“小商品，大市场”式“小狗经济”，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温州甚至一度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然而，小工厂林立的温州，“成也轻工业，败也轻工业”。

　　温州的产业基本上集中在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的轻工业在21世纪初遭遇了土地瓶颈，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下滑，2004年上任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诊断出三大症状：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在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所谓“要素难以为继”，其实就是土地资源匮乏，供地不足。

　　“企业发展非常困难，工厂急需扩大规模，但是根本拿不到地。”温州市瓯海区民企老板康和平(化名)近一年来一直愁眉苦脸，手中的制造企业急速膨胀，年产值已经超过2亿，但厂房依然挤在2亩多的地里。他甚至动用了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去“活动”，至今新厂房的用地仍未有下落。据说，连奥康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也得不到土地供应。

　　企业规模大了(至2006年底，已有498家年产值过亿的民企，其中31家超过10亿)，“胃口”也大了，每年省里下达的1万多亩用地指标犹如杯水车薪，成千上万家企业等着政府供地。

　　温州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经济猛兽”，而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土地”。

　　2004年宏观调控后，“土地”更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0余万亩左右，有人推算，10年就会全部用完。 (来源：南风窗)

上海白领租住苏州

上海白领租住苏州 专家称接近欧洲模式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9日13:22 新闻晚报
　　清晨7∶15，贾金彪像往常一样出门赶往苏州火车站，开始他新一天的“铁的”生活。从苏州到上海80公里，每天路上只需花55分钟。记者一路跟随，找到了每天往返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铁的一族”。

　　 7∶50从苏州出发

　　上午7∶15，贾金彪匆匆出门，因为比平时晚起了15分钟，他没有在家吃早饭。他租的房子靠近苏州火车站，步行仅需10分钟。贾金彪到了候车大厅，买了报纸和早点，边吃边看。

　　7∶50，开往上海的动车组列车到站，只停靠2分钟。贾金彪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列车很快就开动了。贾金彪说，今年年初，他每天早上都在上海挤公交，远没有现在这般悠闲。

　　来自河北的贾金彪今年26岁，毕业后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一家经济研究所工作。开始时，他在大柏树附近租了套房子，每天7点出门，每天路上平均需花费1个多小时。8个月前发生的两件事，让他决定开始“铁的”生活：一是房东要涨房租，二是女朋友要去苏州发展。

　　“房价在涨，房租也在涨，生活压力增加了不少。”贾金彪说，如果不想承受高昂的房租，只能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这样每天上下班途中将花费更多时间。这时她女友正好要去苏州发展，需要他一起去，可贾金彪喜欢上海的工作，权衡之下，他决定住到苏州去，每天坐火车往返两地。

　　贾金彪本打算每周一买好一星期的火车票，上班乘动车组换地铁，下班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乘普快返回。

　　异地上班的第一天，贾金彪最早到单位，比许多住在上海市区的同事都要早。

　　8∶25换乘地铁

　　不知不觉，列车已进入了上海站，贾金彪早早站在车厢门口等着下车，他笑着对记者说：“我每天都在这节车厢下车，因为这里离换乘地铁入口最近。”

　　车门打开，贾金彪跑在人群最前面，第一个冲进地铁站。问他为什么要跑，他说是为了躲开这班车进站买票的一波人流。搭乘轨交上班，一切都要按照时刻表。

　　在路上，他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前住大柏树，房租加交通费用，每月要1000多元。现在异地上班，虽然交通费涨上去了，但房租便宜了，更重要的是苏州的生活成本比上海低，这样算总账，肯定比住在上海省钱。他的女友在苏州闹市区开了一家服装店，每月都有不错的收入。从经济上而言，异地上班让贾金彪的财富增加了。

　　8∶40，地铁到达人民广场站，出车站到贾金彪的单位，只需5分钟。

　　17∶304号车厢聚会

　　17∶30，贾金彪下班，从单位出发前往火车站，他将搭乘普快列车，大约50分钟到苏州。

　　在地铁上，贾金彪掏出手机：“你在哪儿？等会儿4号车厢见。”他说，刚才通话的是位在戴尔公司上班的朋友，都是异地上班族，在火车上认识的。每天下班，他们都会聚在固定车次的4号车厢。

　　在闲聊过程中，记者得知，他们圈子最多时约有10多人，都是家住苏州，工作在上海。有的觉得这样省钱，有的是因为工作调动……尽管在不同领域工作，但他们却在车厢里结下了友谊。

　　“胖子”说，“4号车厢俱乐部”是对异地上班后社交缺憾的弥补。“希望以后换乘能更方便，票价更便宜，最好从地铁站到苏州一张公交卡能搞定。”

　　19∶00，火车到站，众人告别后各自散去。贾金彪去接女友下班，回家做饭，这和住在上海没什么不同。在他看来，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他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专家说法】 异地上班更接近欧洲模式

　　今天上午，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孙施文，他说，不同于国外早期的“卧城”和后来的“新城”，上海兴起的异地上班，更接近于现在欧洲较为常见的出行模式。

　　孙教授说，依靠城际轨交上班，先决条件是有能够接受的人群。异地上班较就近上班出行花费高，能接受的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其次，城市轨交必须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欧洲依靠铁路，日本则依靠新干线。

　　孙教授说，在国外，有“卧城”和“新城”的概念，卧城指巨型城市周边为上班族提供居住的小型城市。在上世纪50年代后，卧城不再被提起，转而出现“新城”概念。所谓“新城”类似卫星城，有30%的居民在本地工作，还有70%的居民进入大城市上班。如此看来，上海出现异地上班，既不是“卧城”也不是“新城”，其周边城市职能相对独立，类似于欧洲现在比较常见的“城际上班”。

　　孙教授的朋友在英国利兹居住，上班在利物浦，每天搭乘火车上班是件很平常的事，一般不到1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借鉴。”孙教授说。